粵語雖然擁有超過1.2億使用人口，但近年來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其《世界瀕危語言地圖集》中已將部分粵語方言片列為"脆弱"或"危險"等級。在中國內地，隨著普通話推廣力度的加大和城市化程序的加速，粵語在年輕一代中的使用率正持續下降。如果不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粵語可能在未來幾代人的時間內面臨嚴重的傳承危機。
年輕一代從粵語轉向普通話，00後、10後粵語流利者比例急劇下降，出現大量"半語者"。
父母認為普通話"更有用"而放棄與子女說粵語，家庭內部傳承中斷是語言瀕危的最危險訊號。
學校強制使用普通話教學，粵語在校園被邊緣化甚至汙名化，缺乏系統性的粵語教育課程。
粵語電視和廣播節目空間收窄，新媒體平臺對粵語內容不夠友好，粵語內容創作者面臨困境。
大量外來人口湧入珠三角城市，"交際遷就"現象使得公共場合粵語使用持續減少。
這是粵語面臨的最嚴峻挑戰。在廣東省各大城市，越來越多的兒童和青少年以普通話而非粵語作為第一語言。根據多項社會語言學調查，廣州、深圳等城市的00後、10後群體中，能夠流利使用粵語的比例急劇下降。許多孩子能聽懂粵語但不會說，或者說得不流利，這種現象被稱為"半語者"（semi-speaker）現象。
語言轉用的主要原因包括：學校強制使用普通話教學（許多學校甚至禁止學生在課間使用粵語）、父母認為普通話更"有用"而主動放棄與子女說粵語、外來人口的增加使得公共場合的交際語言轉向普通話等。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一旦一種語言在家庭內部的代際傳遞中斷，這種語言就進入了瀕危的快車道。
自1980年代中國推廣普通話以來，普通話已在學校教育中佔據了絕對主導地位。2000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實施後，學校教學語言統一為普通話，粵語在學校中的使用空間被急劇壓縮。2010年後，廣東省多地學校更明確規定"校園內必須使用普通話"，甚至出現了"講粵語要被扣分"的極端案例。
學校是兒童語言社會化最重要的場所之一。當粵語在學校中被邊緣化甚至被"汙名化"時，兒童自然形成了"粵語不重要""粵語是落後的"等錯誤認知，這對粵語的代際傳承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雖然近年來有呼聲要求在學校開設粵語選修課或校本課程，但整體而言，粵語在教育體系中的系統性缺位仍然是粵語傳承的最大制度性障礙。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區成為中國人口流入最多的區域之一。廣州、深圳、東莞等城市的常住人口中，外來人口比例極高。深圳更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本地原住民佔比極低。
大量外來人口的湧入使得這些城市的公共語言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商場、餐廳、公交地鐵等公共場所，普通話已成為預設的交際語言。即使本地人在場，為了照顧聽不懂粵語的外來者，也往往被迫使用普通話。這種現象被稱為"交際遷就"（communicative accommodation），長期下來會導致粵語在公共領域的使用持續減少。
媒體是語言傳播和維持的重要渠道。近年來，粵語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中的存在空間都在縮小。廣東廣播電視臺的粵語頻道雖然仍然存在，但播出時段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許多原本以粵語為主要語言的紙媒（如《羊城晚報》《南方都市報》）已經全面轉向普通話書面語。
在新媒體領域，雖然粵語YouTuber和短影片博主仍有不少受眾，但面對龐大的普通話內容生態，粵語內容的生產和傳播明顯處於劣勢。此外，一些社交平臺的內容稽核機制對粵語表達不夠友好，粵語使用者經常遭遇內容被誤刪或限流的困擾。
在香港，粵語面臨著來自英語的競爭壓力。香港社會長期存在"重英輕中"的語言態度，許多中產家庭更傾向於讓子女接受英語教育，甚至在家中使用英語而非粵語。雖然香港整體上粵語使用率仍然很高，但在精英階層和國際學校的學生中，英語正在侵蝕粵語的使用空間。
在海外華人社群，第二代、第三代華裔移民的粵語能力也在迅速流失。許多在北美、歐洲、大洋洲長大的華裔後代已經完全不會說粵語，只能聽懂簡單的日常對話。海外的粵語學校（週末中文學校）大多以普通話和簡體字教學，進一步加劇了海外粵語的傳承危機。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語言活力評估框架（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framework），語言的健康程度從六個維度進行評估：
廣東城市家庭傳承受阻
全球超1.2億使用者
廣東年輕群體比例下降
公共領域使用減少
平臺支援不夠友好
缺乏系統教材
粵語在這些指標上的評分呈現兩極分化：在香港、澳門以及海外老牌華人社群，粵語仍然保持較高的活力；但在廣東、廣西的許多城市，粵語在代際傳承和使用領域等關鍵指標上已經顯示出明顯的衰退跡象。部分粵語方言片（如四邑片、勾漏片的一些分支）更是已被列為"確定瀕危"等級。